现有研究没有足够重视大学在新产业空间构建中的参与方式与动力，也缺乏对其网络地位的深入刻画。本研究以北京规划设计业为例对此予以讨论。采取结构式问卷和深度访谈，搜集非格式化的企业数据，并利用UCINET工具分析地方网络结构。研究表明：大学参与产业政策制定及商业模式决策，并进而影响城市产业空间重塑；除自建园区外，大学还以合建、参建等方式与机构共建创意园区，并能增强园区内部功能联系。这既反映创意产业对知识、创新和人才等高级要素的内在诉求，又应合商业地产开发模式的转变。丰富的创意资源、广泛的校友网络以及在专业领域内的品牌影响力，是大学与机构合作的资源基础。正因此，大学能够跨越其周边集聚区的空间边界，在城市创意产业网络中占据中心度较高的位置，发挥“桥梁”作用。通常，少数大学的功能地位远高于同行。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被认为处于社会经济系统的核心，社会主体高度依赖其提供的专门知识。与此同时，知识生产从大学校园向工作场所延伸，高等教育也开始面向在职人员，这就促成大学与企业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事实上，大学与产业的跨界合作远不止于此，而且愈加频繁。各国出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与创新水平的考虑，相继制定激励政策（1980年美国颁布的Bayh—Dole法案即是一例），对大学开展商业化的科学研究、培养学术企业家精神（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以及推进产学研合作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硅谷地区、英国剑桥高技术产业集群的迅猛发展，即展示了（高）校产（业界）合作的商业价值，凯发k8娱乐官网入口也使大学摆脱了“象牙塔”的传统形象。与企业及商业研发机构相比，这些被冠之以“企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的学术机构通常具有更开放的科学态度，更易于知识扩散，因而成为国家/区域创新系统的重要主体。一些临近大学的高科技园区真正形成以“高技术为导向的综合体”，不仅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还对城市空间结构重塑产生重要影响。
创意经济兴起再次突显大学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美国学者佛罗里达（Florida）强调，创意人才是创意经济的核心，而大学对城市创意能力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培养创意人才，知名大学本身对创意阶层及企业就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在欧美发达国家，勃发中的创意产业还带动城市更新或内城复兴。大学甚至作为重要成员，直接融入城市管理体制当中。美国芝加哥和巴尔的摩的城市开发方案显示，大学与地方政府、城市机构一起，成为城市开发和旧城改造的驱动力量[]。英国有不少与大学合作的文化广场（Cultural Quarters），与其说它们是具有创造力的创意园区，还不如说是合适的地方制度或机制，不仅为研究生提供就业机会、获得专业技能，还成为活生生的研究实验室，使大学真正成为支持创意产业的新生力量。
国内方面，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并已经成为产学研合作的新领域。临近同济大学的上海赤峰路建筑设计企业集聚、中央戏剧学院周边的北京南锣鼓巷文化创意活动兴起[]以及杭州市高校周边创意产业聚集，均显示大学在新产业空间构造与网络化组织建设中产生较强的聚合力。已有10余年的大学科技园发展经验亦在创意产业领域得以延续，新建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园或在原有的大学科技园内增建文化创意项目，成为大学在创意经济热潮中的重要行动。一些成功的开发案例激励着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促使它们联合大学规划兴建一批创意产业园。上海市在这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杨浦建筑设计带、环东华设计圈、上海师范大学创意工厂、上海交通大学徐汇创意园等一批以大学为核心的创意产业集聚体相继出现。
国内外的学者们强调大学在知识创新方面的重要地位，关注大学在区域/城市开发及现代产业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然而，大学在新兴产业空间构建中的参与方式、动力机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虽然不少研究注重分析大学与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但是缺乏对其网络地位及角色的深入刻画。在城市新产业空间，大学是否能够增强网络效率，并且借此建立空间秩序或有机联系？这些问题仍有待深入讨论。基于以上认识，透过北京创意设计业的实例，尝试讨论大学对城市新产业空间与网络构建的影响。
“创意产业”内涵丰富，门类众多，而且在分类标准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因此，作者参考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分类标准，依据北京打造“设计之都”的发展目标，选择规划设计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与设计、景观规划设计、旅游规划等规划设计咨询类企业。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据及企业信息，本研究对这四类规划设计类企业的选择标准是2010 年具有住房与建设部、国家旅游局颁发的专业资质（乙级及以上）的企业，在北京地区，该类企业数量在200家左右。
通过网络搜索，共获得159家规划设计企业的地址信息。经过业界人士筛选和推荐，凯发k8娱乐官网入口选择其中的88家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此次问卷调查在2010年1—3月份进行，一共发放75份问卷，其余13家企业地址有误；回收问卷50份，其中有效问卷48份。在有效问卷中，18家分布在中关村地区(占37.5%)，17家分布在车公庄大街附近（占35.4%），7家分布在亚运村地区（占14.6%），6家分布在CBD地区（占12.5%）。2010年6月份选择了14家企业进行追踪访谈，平均每家企业访谈时间为20—30min。
从官方文件来看，以大学、科研院所及高科技企业密集的中关村地区是北京创意产业的重要集聚区之一。在北京市第一批认定的10个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中，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具有鲜明的学院标签。为了更加直观地刻画大学周边的创意企业集聚程度或状态，本节以规划设计企业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北京城区内的集聚区位，以及企业区位选择与周边大学的内在关联。
本研究采用核密度（Kernel）分析法，该方法是空间分析中运用较广泛的非参数估计分析方法，在ArcGIS软件中已经集成该模块，可以直接实现。以北京规划设计业的159个样本企业的区位数据为基础，选择2km的范围作为搜索半径，并对其进行分级，得到企业聚集点图和密度图（图1）。
从图中发现，车公庄大街和中关村地区是北京市规划设计企业集聚度最高的两个区域。车公庄是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所在的区域，其下的研究院及衍生企业也近邻分布，组织临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该地区规划设计企业聚集的重要动力。中关村地区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高教科技产业区，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外部经济性以及大学的吸引力将在下节详细分析。此外，亚运村地区初步形成一定的集聚规模，在朝阳CBD地区也有部分规划设计企业，这两个地区办公楼宇比较密集，空间资源比较丰富，也是北京城区内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为了进一步挖掘大学对企业区位的影响，作者选择中关村地区的18家规划设计企业，调查它们在区位选择时如何评价该因素。参考学术界对创意企业区位的研究结果[,,]，问卷涉及以下四大类集聚动因：要素可得性（租金低廉、办公空间充足）、网络临近性（同行聚集、临近客户企业、临近政府、临近高校、辅助性服务聚集）、政策因素（优惠政策）、环境因素（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健全、宜居条件优越）。此外，大学科技园/创意园区是以上多个要素综合作用下的集聚体，调查中设置“地处/临近大学创意园区”这一问题，考察大学对创意企业区位选择的综合影响。问卷采取李克特五分法，企业对各因素影响程度进行自我判定，调查结果绘制成图2。
从图2中可以看出，总体上，规划设计企业向中关村地区集聚多数是基于网络临近性，市场机制作用明显，超过政府及其政策推动的影响。从单个因子来看，“临近高校”是第二重要的集聚要素，仅次于“同行企业集聚”。在对企业进行深度访谈中发现，校办企业以及师生创办的企业更倾向在空间上接近所属的大学，并与学校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企业还通过产业联动，对其关联企业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尽管该区域的租金并不便宜，所能享受的优惠政策也极为有限，甚至远离其客户企业，然而，它仍然能够成为企业集聚区域。冠以“科技园”或“文化创意园”的大学产业空间的兴建，增大了大学周边区域的区位引力。除此之外，办公空间充足、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服务比较齐全，显示出以（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为依托的中关村地区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不再仅仅是高校、科研单位的密集地，其高新技术产业生态日渐成熟、商业服务愈发完善。大学在先前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商业开发经验，并与产业界形成了比较紧密的联系。这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使该地区能产生较大的潜能，催生并承载新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大学在创意产业及其空间创造方面存在差异的区域基础。
前已有述，对于中关村地区的规划设计企业来说，大学创意园区对其区位选择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大学及其周边兴建的文化创意园区正是以提供比较充足的办公空间、相关的配套服务、以及税收和租金优惠等条件，成为企业集聚的重要场所。
这种类型实际上是大学科技园建设思路的延续，既指原有的大学科技园（例如北大、清华科技园）扩建或新建文化创意分园（例如北京大学进一步整合校内涉及文化创意领域的部分科研机构和院系，组建北大文化创意产业集团，建立北大科技园上地园区—北京大学文化创意科技园），又包括原本没有建立科技园的高校，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投资建设文化创意园。如2003年筹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科技园，拥有文化大厦和兴发大厦两座写字楼，分别位于该校东门北侧及其附中南侧，是全国第一家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特色大学科技园，并且已在苏州建立分园。
此类型以文化创意企业、社会团体或地方政府等机构为首，联合包括大学在内的社会团体，共同投资开发文化创意园。位于通州区宋庄镇的北京（宋庄）时尚创意产业园即由恒天时尚创意投资公司联合北京服装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服装公司及研究院等8家单位开发建设；位于房山区的都市农业文化创意产业园由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北京青年商会、北京青年报社三方共同打造；位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亦庄高校创意总部基地则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创建，并依托教育部所属高校和北京市文化促进中心等核心资源。
此类文化创意园的开发及运营主体均是与大学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方机构，园区利用临近大学的区位优势，结合其周边大学的专业优势和创业潜力，建设专业性较强的文化创意园。海淀区768创意园即为一例，它所在的场所原是国营第768厂，与北京林业大学仅一街之隔，距清华不过10min车程。在旧厂改造中，利用这两所大学在设计领域内的优势，将原厂房改造成文化创意园，其发展方向以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为主。
大学具有创意资源（多学科、专业知识、人才）优势、专业品牌的影响力以及以校友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资本，是机构或团体所不具备的。它们与土地所有者、开发商以及社会机构一起，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及空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采取形式多样的跨界合作，塑造或改变着城市产业空间。
除了土地所有者与开发商的逐利目标，大学日益高涨的主动性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的需求：一方面，为师生创造创业平台，实现创意资源与科研成果的商业价值，既能增加大学在优势专业领域内的影响力，又能筹措更多的科研教学经费；另一方面，大学面临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压力，培养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需求，也使其通过建设产业化基地，或与机构合作，建立学生实习/实践就业基地、职业培训与人才培养基地等。
科技部、文化部、国家版权局、国家出版署等多个国家部委为推动各自职权范围内的文化创意部门的发展，通常与地方政府、大学、企业以及机构联合建立多种政策目标指向的产业基地。为寻求这些政策支持，大学积极推动与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的合作k8凯发，助其创意园区“挤进”体制内的园区体系，从而实现从集聚空间向制度空间的转变，进一步增强园区的吸引力和聚合力。
主要围绕专业知识的供需引发的大学与企业间的人员联系。自2005年以来，北京10余所大学成立了以“创意”为名的研究机构或院系，开设了设计、动漫、新媒体等新兴专业，与培训机构合作或专门设置在职培训课程等。企业调查结果表明，北京规划设计企业注重与大学之间的知识合作。首先，为了获取高端的非常规的智力资源，规划设计企业聘请高校专家，并利用其知名度及专业水平为企业提供品牌支撑。出于这方面原因建立的校企合作占24.4%。其次，为获得“经济实惠”的劳动力，并为将来储备人才，规划设计企业经常从大学招募实习生（约占21.7%）。虽然这些在校实习生多数在项目中承担着创造性较少的非核心内容，但是他们也会将学校中的一些理念、方法带到项目组，甚至为企业引介其他实习生。此外，为提升规划设计领域的理念，规划设计企业越来越重视与高校开展咨询、交流和研讨（19%），并借助高校师资力量进行专业培训（4%）。
高校校办企业以及教师创办的企业日益活跃在规划设计市场中。由于这类企业并不单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与企业相比，它们在增强大学的规划设计学科品牌，提升规划设计新理念与产品的推广，维护大学在专业领域内的权威等学院特性明显，学术性也比较浓厚。在企业看来，大学内部的规划设计机构具有理论和战略方面的优势，与其合作可以弥补自身通常依靠经验、缺乏前瞻性的不足，提升规划设计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另外，由于业务资源与优势领域互补，或面对项目紧急状况，规划设计企业与大学校办企业及教师创办的企业合作颇为频繁。尽管这种情况类似于制造业领域的业务外包，然而多数企业认为并非如此，其理由是此种合作涉及思想性和创意等非物质产品生产，相互交流与碰撞在其过程中尤为重要，但这也隐藏着知识产权或版权方面的潜在矛盾与纠纷。
在规划设计领域中，企业所拥有的资质决定其承接项目的广度。没有资质或者资质级别较低的规划设计单位想要承接更高级别的业务必须寻求资质级别较高的规划设计单位合作，业内称之为“资质挂靠”。这种现象在高校规划设计院、教师自办企业与规划设计单位之间也比较普遍，尤其是在个别不太成熟的领域（如景观设计行业），小公司经常需要挂靠在有资质的规划设计院的名下。一些企业即使在申办资质成功之后，减少与同行的合作，也仍然与高校保持比较紧密的长期合作关系。总的来看，与规划设计公司之间的合作方式及内容相比较，大学与规划设计公司之间的合作侧重于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人才富集的机构，项目之间的合作仍然有限（图3）。
问卷调查涉及图3中的6种合作关系，凡是企业与大学之间存在任何一种即视为两者有网络联系。为了细致地建构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网络，作者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类，并且根据多数企业的反映，问卷中涉及13所大学（包括中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在得到相关的网络联系数据之后，运用UCINET工具，绘制成图4。该图显示，除了为数不多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外（8个，约占样本企业的16.7%），多数企业与大学之间存在直接的网络合作联系。此图也反映，各大学的结网能力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折射出大学在专业优势及商业化方面的差别。
在网络测度中主要选取网络密度/自我网络密度、点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三类指标，测度网络结构与节点特征，其指标含义见表1。
将调研获取的规划设计企业与大学、同行之间的联系数据（无方向数据）置于同一矩阵之中，成为地方网络数据基础，并对矩阵进行三次改造：第一个矩阵为综合矩阵，重新定义“比较少”、“一般”、“比较多”、“极多”为存在联系，赋值为1，定义“极少/没有”为不存在联系，赋值为0；第二个矩阵为强关系矩阵，将“极少/没有”、“比较少”、“一般”赋值为0，“比较多”、“极多”为1；第三个矩阵为弱关系矩阵，定义“极少”、“比较多”、“极多”为0，为1。由此构建起三个新的“0—1”二进制矩阵。
4.3.1 弱关系主导规划设计行业的本地网络。第一，从网络整体结构上看，弱关系网络密度高于强关系网络。对比相关研究结果[]，北京规划设计业综合网络密度（5.79%）较高。强关系网络密度仅为1.72%，远远低于弱关系网络密度（4.08%）。
第二，弱关系网络集中度高于强关系网络。综合关系、强关系、弱关系的网络集中度分别为28.40%、10.36%、29.13%，弱关系的网络集中度高于强关系，甚至高于综合关系网络，说明在弱关系网络中，权利更加集中于少数节点。对比相关研究结果[]，本案例中的总体集中度不高，表明网络权利整体上呈现分散状态。
第三，弱关系网络中节点的点度中心性与中介中心性均具有更高的均值，即弱关系网络更能反映整个网络的特征。在62个节点当中，强关系网络中的点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分别在0—9.90之间、0—7.63之间，均值各为2.60、0.85，远低于弱关系网络中的两项均值（分别为5.88和1.36）。
总体而言，弱关系在北京市规划设计产业网络中占据主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规划设计业地方网络的不稳定性，在弱关系主导之下，各类单位仍采取“单打独斗”的经营方式，产业协同效应不显著。4.3.2 大学是本地网络的重要主体之一。国有企业和大学在产业合作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从综合网络中看，国有企业和大学的点度中心性的均值分别为16.41和10.04，均远高于民营企业（6.73）和外资企业（5.45），在合作网络中拥有相对广泛的关系网并享有极大的权利。民营企业的点度中心性差异较大，最大值达到33.66，而绝大多数则在0—2之间。
国有企业和大学在地方网络中也同样具有较高的中介地位。大学以中介中心性均值1.68，在4类单位类型中排第二。尤其特殊的是，大学在强关系网络中比在弱关系网络中具有更高的中介中心性均值。这说明，大学能在多个与之相关的强关系中承担更重要的“桥”作用，它们在强关系网络中更能控制两个不直接相关联主体间的资源流动与咨询流通。
各大学之间的点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两项指标均较高，在地方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比较突出，这与三高校规划设计专业品牌、师生创业k8凯发、以及校友资源等有内在关联。相对而言，大学的网络地位并不显著。
大学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日显活跃。北京规划设计业的实例表明，在城市创意产业领域，大学显示出组织所不可替代的功能。除了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大学通过与政府、企业及机构合作，拓展其知识生产空间，同时，在创造或重塑城市产业空间、并增强产业空间内的功能联系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力。本案例研究还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大学周边地区日渐形成的文化创意企业集聚，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学涉入创意项目投资或园区开发，一方面表明文化创意产业对知识、创意和人才等稀缺资源具有强烈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暗合了新产业地产开发模式的转变。与高校结成战略联盟，产业园区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型、专业化服务，实现从物理空间向功能空间、从产业空间向创新空间的蜕变。
第二，大学不止于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还日渐参与产业政策制定及商业模式决策。丰富的创意资源、广泛的校友网络以及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内的品牌影响力，均具有不菲的商业价值，并成为大学与机构合作联盟的资源基础。正因此，大学能够跨越其周边集聚区的空间边界，在整个城市创意产业网络中占据高中心度的位置，并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三，大学委托其代理人（校办企业、研究机构、院系单位等），采取自建或合建的方式进行园区开发。这种“地产经济”背后固然有经济利益的直接驱动，但是还渗透着大学重塑其社会角色、功能的动力与渴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营造师生创业氛围、增强自身在专业领域内的品牌优势，以及扩大大学对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影响力，使大学主导型的创意园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经济活动空间，还重视教育培训与实践试验等功能。
第四，大学已非城市边缘的“孤岛”，其创意产业空间创建过程往往并不会独自完成。勿庸置疑，在先前校产合作的激励政策推动之下，大学周边地区的知识产业生态日益成熟，这有利于衍生并集聚新型经济活动类型。这也意味着，大学在新产业空间和网络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具有非均质性，通常少数知名品牌大学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同行。这一方面与大学长期积淀的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等历史基础密切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大学的产学研制度响应以及创业创新文化导向。显然，那些知识产业生态优越的大学密集区更容易成为新产业萌芽的苗圃。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文中涉及的产业网络并没有纳入政府角色和行业组织。尽管中央部委的行业准入制度以及北京市政府的“设计之都”目标均显示出政府在行业管理上的作为，然而由于北京规划设计业相对创意设计部门而言比较成熟，实际调查中多数企业反映与这两类主体的联系甚弱，从企业层面上可以忽略。在创意产业部门，则需要将这两类组织纳入其中。其次，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分析了大学群体的网络属性，并没有分析该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及其对企业创意设计能力的影响。而这恰恰能为校产合作引领企业创意提升提供经验案例、并深入探索其内在机制的关键。此外，不少城市已经或正在建设大学城。大学在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内的作用及发展模式，对这些城市新兴区域具有何种启示？或者能否成为这些城市新兴区域中促成知识/创意密集型产业集聚？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